徽商银行贷款漏洞背后,有一个“政法黑洞”护航

法经 10:07


章娟|文


2020年3月,正是新冠病毒肆虐时。
 
彼时居家防控的宋兴龙,偶然间发现自己的银行卡与一套房产都被冻结了。充满疑惑的他顺着查下去,不仅发现自己“被担保贷款”,还顺带牵扯出一连串的违法违规行为。
 
从徽商银行(03698.HK)形同虚设的风控、审查,到分行高层伪造证据、骗取贷款,再到审理此案的部分人员庇护犯罪嫌疑人,一个当地政法黑洞赫然暴露。

被伪造签名与指纹的“担保”
 
一切都从一份被伪造的签名和指纹开始。
 
时间线拨回到2018年7月16日,宋兴龙与徽商银行振风支行“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宋兴龙在不知情的背景下被动卷入其中。
 
合同约定,宋兴龙等四人自愿作为保证人,对安庆宜乐汇公司于徽商银行安庆振风支行形成的1600万元借款本金产生的利息及费用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借款期限届满后两年。
 

相关司法鉴定报告


然而宋兴龙本人却对这份合同一无所知,相关司法鉴定报告也指出合同上的签名与指纹均不是本人所留。
 
宋兴龙回忆,他此前是宜乐汇实控人的供货商,双方存在贸易往来,自己的身份信息和签名印章等,在对方公司有复印件存档。
 
“这或许是一场蓄谋已久的伪造。”宋认为,宜乐汇实控人先通过工商变更让他成为股东,之后再以他为担保人向银行借款,企图让他承担借款责任,1600万元借款一到宜乐汇公司账户后就被划走、挪作他用。


如此拙劣的伪造是怎样通过工商变更以及银行贷款的繁琐审查流程的?

根据规范流程,工商变更与银行贷款,都应该有本人到场签字核查。但在上述两件事中,宋兴龙不仅毫不知情,更谈不上到现场核验身份。这也是银行后来骑虎难下的原因。
 
徽商银行的系统漏洞

另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便是徽商银行振风支行的贷款相关审查程序为何形同虚设?
 
按照《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法律法规,银行工作人员必须现场见证贷款合同签署过程,并对借款人、担保人手持身份证拍照、合影及录像等资料记录。
 
但作为担保人的宋兴龙根本不知晓,并未到银行现场面签,最高额保证合同也不是本人签字。
 
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实行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制度,贷款管理实行行长(经理、主任,下同)负责制。宜乐汇此次贷款金额巨大,贷款人各级机构应当建立有行长或副行长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贷款审查委员会(小组),负责贷款发放的审查。
 
如此数额巨大的贷款、担保合同,是如何逃过银行系统严密“审贷分离、分级审批、行长负责制”审查的?
 
宋兴龙认为,这或许与相当级别的银行高层人为干涉有关。在这笔贷款的审批、发放及司法诉讼阶段,均存在时任振风支行法定代表人江蓉的签名,说明此人应该对贷款事实有所了解却默认该非法行径。
 
同时,合同中提及的宣城房产抵押物被评估为4000万元左右,但实际价值却只有400万元左右,在借款人宜乐汇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后,徽商银行安庆振风分行迟迟未公开拍卖抵押物——一旦拍卖,抵押物的真实价格就将暴露。
 
能够阻止抵押物拍卖、让银行不同部门的风控审查形同虚设,很显然,徽商银行高管一定是高于振风支行行长的存在。

重大事件不进行信息披露


在得知银行卡及房产被冻结后,宋兴龙第一时间向徽商银行安庆振风支行、安庆分行及总行发送律师函,但徽商银行并未给到任何反馈。

律师函

不仅如此,振风支行还试图阻止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不提供合同原件,并声称是总行领导的指示。


在宋兴龙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法院解除房产查封后,徽商银行依旧我行我素,直到多次发函后,银行才向法院申请暂时终止对他的判决执行,但还是无视相关纠正要求,包括:


1、向当事人书面道歉;

2、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消除当事人受本案影响的不良记录,并向当事人出具相关证明文件;

3、向当事人书面承诺进行风险控制的整改;

4、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披露本案及整改方案;

5、向银保监会上报本案及整改方案;

6、赔偿给当事人造成的相关损失;

7、承担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花费的全部费用。


在宋兴龙看来,其中的第三、四点格外重要,“作为一家2013年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交易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徽商银行振风支行的所作所为,违反银行对风险控制的监管规定,在放贷时恶意串通、伪造文件、骗取贷款,这是重大事件,然而徽商银行对于向港交所及银保监会进行信息披露的要求置之不理,已然违规了。”


徽商银行2020年年报显示,该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3.58亿元,增幅135.89%;不良贷款率较上年末上升0.94个百分点至1.98%,创5年来新高。


“这充分说明是徽商银行高层出了问题,经营理念出了问题,系统风控出了问题。”

对于宋兴龙所指控的情况,法经网拨通了徽商银行振风支行的电话,在说明来意后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立马表示:支行不对外接受采访。
 
“政法黑洞”继续递罪
 
2020年3月的最后一天,宋兴龙来到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希望能够申请再审、减少因这个错误而造成的直接及间接损失。
 
然而直到将近四个月后,安庆中院于7月9日受理并立案审查,两个月后又一次重复决定立案审查。

“这就是在拖延时间。”宋兴龙表示,自己多次向徽商银行及审理法官洪学农、丁绍福提出早日结案、减少实际损失的请求,“该案事实清楚,司法鉴定结果也被徽商银行认可,理应适用简易程序,本应该在三个月内审理完毕,哪怕是普通程序也应该在六个月内审理完毕。”

但毫无进展。

法院拖着一天不审理,公司就多一天损失,“因为网上有我担保巨额贷款未付的司法判决、失信记录,所以我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被银行拒绝,各种投标和商务合作在资格审查阶段就被否定。”
 
甚至,在庚子年年底的庭审中,审理法官明确要求“不审经济损失赔偿及虚假诉讼”。
 
“是担心判下来后我会起诉徽商银行虚假诉讼及追偿经济损失,企图以不判拖延时间,给我和我的企业商务活动造成巨大障碍和损失,从而迫使我自动放弃诉讼和赔偿。”宋兴龙认为,这样的行为与犯罪有何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宋兴龙只能一边坚持不懈地向主审法官申请对相关资料及时移交相关公检法部门的请求,一边寻求其他出路——2020年8月,他来到安庆公安局迎江分局刑事报案。
 
据宋回忆,具体负责此案的警官名叫周磊。一个月后,他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理由是“无犯罪事实”。
 
“这是莫须有的理由。”宋兴龙说道,“两天后我向分局申请行政复议,但至今都没有给我复议的书面通知,这显然是不符合办案程序的,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分局信访办工作人员才口头告知,称不给复议书面通知是因为我未在规定期限七日内申请。”
 
然而,根据《行政复议法》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60日的除外。
 
“法制办、信访办称刑事案件的期限是七天,”宋兴龙觉得这个说法自相矛盾:“且不说我是自然日的第八天、并未超过七个工作日,他们一边承认这是期限不同的刑事案件,另一边又对这个刑事案件不予立案,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为此,宋兴龙提出让迎江公安分局出具不予刑事立案及不予行政复议回复的书面理由函件,但分局至今未给答复,负责此案的周磊警官以及法制办负责与宋兴龙对接的陈警官都表示不予回应。

直到2021年4月23日,宋兴龙收到再审判决书。
 
安庆中院的这份判决书显示,法院判决取消宋兴龙的担保责任,但驳回其他再审请求,包括: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犯罪行为的应依法移交公安部门处理、犯罪嫌疑人赔偿我的经济损失、徽商银行振风支行涉嫌虚假诉讼、邮寄庭审记录、司法保全徽商银行振风支行财产等。

在宋兴龙看来,这些均是合法合理的请求,应该得到支持,尤其是第一条“发现犯罪行为应依法移交公安部门”,本身是法官职责所在,但法官却无视银行高管伙同借款人伪造证据、虚高抵押物价值、骗取银行贷款、企图栽赃他人并造成个人经济损失及国有资产重大流失的事实。

“某些法官实质上是犯罪嫌疑人的保护伞。”宋兴龙表示,此前该案件的审判长为洪学农、审判员为路昌其及丁绍褔,然而他收到判决书后发现,洪学农、路昌其的名字消失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更换审判长、审判员应提前书面通知当事人,而我至今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有人担心‘事发’而提前‘退出’从而逃避责任。”

为此,法经网拨打了丁绍福法官的电话,但无人回应。

除此之外,宋兴龙还面临着一个难题:“虽法院判决解除我的担保责任,但并没有实质解除我的担保责任,还需我向执行部门再申请解除担保责任,这么一来可能一年半载就过去了。”

但他实在是耗不起了。从被判决承担担保责任至今,已过去六百多天,在这两年时间里,原本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损失巨大,运营陷入困难。

而始作俑者丝毫没有收到任何影响,振风支行行长平级调动,贷款的具体承办人李经理原地任职,只有宋兴龙苦苦寻求正义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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